这两个奏章的提出，显示了刘统勋不畏强权、敢于直言的勇气。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敢于直接指出权臣的问题是非常罕见且具有风险的举动。然而，刘统勋并没有退缩，他坚信只有通过这种大胆的谏议，才能促使朝政更加清明。

乾隆帝对刘统勋的奏章给予了高度关注，并作出了回应。乾隆表示，如果张廷玉和讷亲真的擅作威福，那么刘统勋也不会轻易弹劾他们。乾隆强调，作为大臣，本来就需要承担重大的责任，不能避免他人的指责。他还指出，当听到他人指出自己缺点时，应该感到高兴，因为这是古人推崇的君子之道。如果心存不满或怨恨，那就是缺乏大臣应有的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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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乾隆帝决定将张廷玉和尚书讷亲革职，并将刘统勋的奏疏公布于众，以此来警示群臣。刘统勋的直言敢谏不仅得到了乾隆帝的认可和支持，还使他在朝堂内外赢得了广泛的尊重。

四、治水能臣

乾隆十一年（1746年），刘统勋被任命为漕运总督，正式开启了他作为治水能臣的职业生涯。漕运总督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职位，负责确保南北物资运输畅通无阻，尤其是粮食的运输，对于保障京师及沿途地区的粮食供应至关重要。刘统勋在这个职位上的表现，为他后续在治水方面的成就奠定了基础。

乾隆十三年（1748年），刘统勋与大学士高斌一同巡查山东的赈灾情况，并勘察了当地的河道。当时，运河水位迅速上涨，刘统勋敏锐地意识到，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可能会引发严重的水患。于是，他上书请求通过浚聊城引河来分流运河之水，将其引入大海。同时，他还下令将德州哨马营和东平戴村两处堤坝的高度降低，并在秋季后将沂州江枫口两处堤坝的高度提升，从而有效地控制了河水流量，防止了溃坝和水灾的发生。

由于在治水方面的出色表现，刘统勋很快便获得了升迁。他先是升任工部尚书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随后又调任刑部尚书。这不仅反映了乾隆帝对刘统勋能力的信任，也证明了刘统勋在治水方面的专业性和实际成效。

乾隆十八年（1753年），江南邵伯湖的减水二闸和高邮车逻坝发生决口事故。刘统勋与尚书策楞一同前往现场视察，发现河道官员存在账目亏空和延误治河的情况。刘统勋据实上奏，河道总督高斌和协办河务巡抚张师载因此被撤职，贪污钱款的官吏也受到了严惩。同年九月，铜山小店汛河决口，刘统勋再次查办了一批贪污渎职的官吏，并亲自驻守铜山监督堵河工程，直至年底工程完成。

乾隆十九年（1754年），刘统勋升任太子太傅兼陕甘总督，并得到了赏赐孔雀花翎。在此期间，他还被委派巡视巴里坤和哈密驻军，负责筹办军营、官兵及马驼粮饷。当面临回部首领睦尔撒纳出兵扰乱新疆伊犁的局面时，刘统勋直言上奏，请求放弃巴里坤而退守哈密，以避敌锋。虽然这一建议未能得到皇帝的完全认可，导致他和定西将军永常被革职押解回京，但事后证明刘统勋的忠诚值得嘉许，乾隆帝从宽免罪，重新任命他为刑部尚书。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刘统勋再次临危受命，代替无能的河务总督富勒赫，负责监督修筑堤坝事宜，并最终在冬季完成了工程。到了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河南祥符和杨桥等地的黄河发生漫溢，刘统勋通过微服私访的方式，揭露了地方官吏因索贿不成而拒绝接收干草修筑堤坝的事实。他果断处置，令工程得以顺利完成。此后，刘统勋还多次受命疏通运河水道，治水之功得到了乾隆帝的高度赞赏。

五、乾隆股肱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乾隆帝下达谕旨，命令修纂《西域图志》，这项任务由刘统勋、傅恒、褚廷璋、何国宗等几位重臣共同负责。《西域图志》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旨在详细记录和描绘清朝西部疆域的地理、人文信息。刘统勋亲自率领测绘队伍，深入天山以北地区，甚至远涉巴尔喀什湖以西的吹河、塔拉期河等地，克服重重困难，获取了大量的实地测绘资料。经过数年的辛勤工作，《西域图志》终于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编纂完成，成为后来绘制新疆地图的重要参考依据，对后世研究新疆地理、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