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港口城市的一切都令菲利克着迷，像碎了一地的彩色玻璃，混乱然而美丽。老港挤满了小渔船和鱼贩，竞相吆喝叫卖，每隔几分钟就跺脚喝骂，驱赶偷偷摸摸的海鸥，没什么用，这些鸟儿从空中俯冲下来，叼走尺寸小一点的鱼，躲到高处，贪婪地啄食。带血的鱼内脏滑落，堆在石头缝隙里，在地中海的热天里不一会就散发出怪味。老城的房子互相紧靠，油漆和石灰一起剥落，但窗台上放着的天竺葵和毛茛花束弥补了这个缺陷。这个海滨城市聚集了菲利克想象得到和想象不到的各种人，穿着亚麻夏季西服的英国茶商，裹着鲜艳头巾的北非移民，印度水手，逃亡的阿尔巴尼亚人，形迹可疑的葡萄牙人，还有他这个看什么都很吃惊的苏联人。沿街的商店摆卖各种会被莫斯科人分类为“没用”的东西：切成大块的肥皂，旧书，古董家具，铜器，贝壳饰品，声称可以平息风暴的护身符，茶巾，骨质占卜用具。书店是他最常去的地方，菲利克用出国第一个月的薪水买了他能找到的所有索尔仁尼琴的作品，骄傲地把这些遭受苏联查禁的小说摆在床头，在这个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没有躲躲藏藏的必要。

相比起海边，菲利克更喜欢到山上散步。通往山顶圣母堂的小路犹如迷宫，某个即将下雨的午后，正当菲利克在山腰密密麻麻的低矮住宅之间迷路的时候，一个算命的女人拉住菲利克，要求他付一法郎，否则当晚就会死于非命。菲利克跑过两条街，翻过一道篱笆，才总算摆脱了她。

他写信给瓦西里，描述了这些奇遇。寄回国内的信都需要经过审查员的核查，他们会涂黑任何他们觉得“危险”的段落，从来没有人知道标准是什么，不同的审查员涂掉的段落也不一样，也许唯一的标准是他们当天的心情。菲利克希望瓦西里至少能读到算命女人的那一段。

联络站里的其他苏联情报人员并不像他那么喜欢马赛，在他们眼中，这地方臭气熏天、吵闹而且危险。大多数人只对酒和女人感兴趣，甚至在工作时间去酒吧，借口“发展当地线人”，还没天黑就喝得烂醉，每到月底就捏造一堆乱七八糟的报告，发回莫斯科，反正不会有人来核查报告的可信性。

马赛联络站的站长是个壮硕的中年人，从侧面看不算惹人讨厌，可惜谢顶严重，头顶像是被刀削走了一块。他的法语很糟糕，对收集情报也没有显著可见的兴趣。菲利克不明白这样的人为什么能够坐上站长的位置，也许他是某个将军的侄子之类的，裙带关系一向是苏联官僚系统的硬通货。菲利克第一次到他办公室去的时候，这人花了半小时抱怨莫斯科不把马赛领事馆当一回事，他反反复复向总部申请一个“猎人”，快一年了才等来一个毛头小子。

“把这玩意搞定。”他丢给菲利克一个文件夹，从语气听来，就像是床底下有一只死老鼠等待处理，“你一个人能应付的吧，小子？”

菲利翻了翻档案，一个和克里姆林宫关系亲密的俄国商人，两年前叛逃到比利时，被法国情报人员接管，最后改名换姓定居马赛，源源不断地给法国人和英国人泄漏莫斯科的秘密。文件列出了目标的详细地址，附带三张照片，两张是证件照，另外一张是用长焦镜头从远处拍的，目标刚从家里出来，一手按着帽子，一手拿着手杖。站长让他研究了几分钟照片，伸手把整份文件抢了回去，锁进抽屉里。

“不准弄出太大的动静来，不然莫斯科脸上不好看，明白吗？”

“我明白。”菲利克回答，忍着不翻白眼，“但我需要您允许我全权处理这件事，长官。”

“什么意思？”

“我可以用我觉得适合的任何方法，联络站为我提供我需要的任何东西——钱，武器，一般是这两种——除了您之外，其他人不能过问。”

对方沉默了一会，菲利克能看见他咬牙，好像在咀嚼一颗烤焦了的坚果。他盯着菲利克，菲利克一动不动地坐在原处，垂下视线，摆出一副谦恭的样子，像是为自己刚刚说的话感到羞愧。他在面对那些自视过高的克格勃男人时总是用这一招，比如父亲，比如101学校的教官，非常偶尔地，他和瓦西里吵架的时候也这么做。

“只要你能让这家伙闭嘴就行，他快要毁掉莫斯科的武器生意了。”

“谢谢你，长官。”

他花了两个礼拜来做这件事，先在露天集市上接近女仆，自称是货船上的无线电发报员，慢慢地和她调情，摸清楚了她的上下班时间。这个前军火商家里只雇了两个帮工，一个是厨娘，负责三餐。另一个就是这个女仆，负责打扫、跑腿和其他杂务。晚上九点之后家里就没人了，那个女孩告诉菲利克。她是在鲁西永附近的村野里长大的，说话有浓重的口音。她似乎很喜欢她的雇主，谈到他满屋子的古董钟表藏品，谈到雇主心情好的时候会多给她几个硬币，他还有头痛病，需要定时吃药，所以她每周五都要到药剂师那里去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