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李老板，你也来了，你真是年轻有为。”

“朱老板也是事业有成，这温洲人的大事，我却是有点兴趣，这做起来也是我们温洲人的骄傲，不是儿？”

这次大会虽然是农民老板是主角，但是也有温洲父母官唱配角。

这时代的温洲父母官都是一些敢闯敢干的带着温洲血的人，一心只为温洲人。

所以这时代有很多温洲父母官被问责，甚至逮捕，坐牢，但是后来的父母官还是继续冒着资本主义的危险帽子，实干，温洲不这么干，怎么干？！

要知道改革开放前，全市没有一家大型国有企业，中小企业也只有百余家，且设备落后，有数十万青年在城镇待业，在农村，人均只有4分耕地，人多低烧，人口密度是全国平均密度的5倍，有120万剩余劳动力需要寻找出路，在这种背景下，温洲政府趁着改革的春分，把脱贫致富的强烈愿望化作发展本市发展商品经济的强大动力。

现在温洲这十几年的改革实践也向全国人们证明了一件事，在华夏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过程之中，民间再怎么胆大包天的干，没有地方政府的努力也将是不可能的。

在华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中，地方政府出于一种十分特殊的地位，一方面，华夏中北海宏观调控的决策必须依靠地方政府来贯彻执行，正是这种决策和执行的关系，使地方政府成为国家宏观调控体系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为了保证本地区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地方政府应该就本地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做出调整和控制的决策，从而使地方政府可以成为本地区社会经济调控的主体，然而在华夏中央高度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没有多少自主权，其职能长期限以来是通过执行上级指令和政策对社会经济生活实行行政干预，在这种背景下，之前温洲各级政府也曾习惯于高高在上地发号施令，没有调控的灵活性，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农民要求发展小商品经济的愿望都被打上了搞资本主义的烙印。

温洲主要领导早期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既然改革开放，那就让农民，人民自己来选择怎么发展好了，所以对温洲家庭承包责任制和发展家庭企业，这种无为而治，正如后世经济学家评论的那样，温洲政府在特殊时期的做法是尊重群众的自主选择和首创精神。

在当时的情况下，背景下，一个地方政府干预领导不管，不闻不问比之于事事都管需要更大的胆略，勇气和冒险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