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正月十四的午后，公社小学的土坯房里静得能听见笔尖划纸的“沙沙”声。

赵文山坐在吱呀晃的木桌前，手里攥着本卷边的《农桑辑要》，眼神却没落在书上——桌下的旧鞋盒里，藏着那封没挤出去的举报信，信封被墨水瓶漏的墨染了个黑印，像块洗不掉的疤。

“赵老师，您看见我的教案本没？”校长突然推门进来，弯腰在桌下找东西，手刚碰到鞋盒，赵文山吓得差点把钢笔扔了：“没、没看见！您再去别的屋找找！”他慌忙把鞋盒往桌底推，却没注意信封角露了出来，被校长一眼瞅见。

校长捡起信封，展开一看，眉头瞬间皱成了疙瘩：“你咋写这个？林薇那丫头为红星队做了多少事，你咋能诬告她？”

赵文山脸涨得通红，伸手想抢：“不是我要寄的！我就是……就是一时糊涂！”

两人拉扯间，信封“哗啦”撕成了两半，里面的信纸飘落在地，正好被门口路过的李二哥看见。

“好啊！赵文山你个酸秀才！”李二哥嗓门一炸，冲进屋就攥住赵文山的胳膊，“俺们队累死累活种黄瓜，你倒好，背后捅刀子！俺今天非揍你一顿，让你知道啥叫良心！”

赵文山吓得直哆嗦，连说“我错了”，校长赶紧拦着：“别动手！先找林薇和陆衍来，把事儿说清楚！”

消息传到红星队时，林薇正和陆衍整理育苗用的棉絮。

陆衍一听就急了，拎起板凳就要去公社：“这赵文山太过分了！俺们没招他没惹他，他凭啥诬告你？”

林薇拉住他，拍了拍手上的棉絮：“别慌，先去看看情况，说不定有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