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天，油麻地巡捕房附近，一支日军巡逻队在黄昏时分遭到伏击。六个人，走在前面的是两个端着枪的尖兵，中间是三个扛着物资的士兵，最后是一个挎着指挥刀的军曹。敢死队藏在巡捕房隔壁一栋废弃楼房的二、三、四层，李祖蹲在四楼窗户后面，看着那队日军从街角拐出来，估算他们的速度，然后掐着表数了四十秒，等那队人走到最佳射击位置时，朝楼下打了一枪。枪声一响，埋伏在二楼和三楼的枪手同时开火，从窗口里打出交叉火力，把整条街的断面锁死。日军就地散开找掩护，但街道两边没有可以藏身的地方，子弹从上方倾泻下来，压得他们抬不起头。大约三分多钟后，枪声停止，下面那条街上留下五具尸体，军曹逃了。敢死队在撤离之前还带走了所有能搬走的武器弹药，脚步声刚消失在楼道尽头，街口就有了哨声和喊话声，是附近的日军开始封路。但那时候他们早就走了，穿过巷子去了下一栋楼，从另一侧的窗户翻出去，进了菜市场里面，混进还没来得及收摊的人群里，没有人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又往哪里去了。

第五天，中环与上环之间几个分散的日军哨卡同时遭到攻击。不是一个地方，是六个地方同时响起枪声，间隔不超过五分钟，整条街像是被捅了一刀。日军不知道敢死队的主力在哪，也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追，等到宪兵队的装甲车终于从总部开出来的时候，枪声已经停了，街道上只剩几个被打穿了轮胎的哨卡和几个躺在血泊里的人影。装甲车在街道中间停住，车长探出半个身子，手里拿着望远镜，对着那些空荡荡的窗口和巷口看了一圈，四周的楼像有无数只眼睛在看着他，但一个人影都看不见。

袭击越来越密集，越来越大胆。敢死队从刚开始的“打了就跑”，逐步演变成“在哪碰到就在哪打”。有几次行动，日军巡逻队走得快一些、包围圈收得紧一些，敢死队也难免有人挂彩。但李祖不让伤员滞留，只要伤得不致命，背上就走，打完了无论战果如何都撤，绝不恋战。

到第六天的时候，日本人的巡逻队已经不敢单独出门了。至少十五个人一组，配两挺机枪，走路的时候不再排成一列纵队，而是散得很开，沿街两侧搜索前进，每一栋可能藏人的门窗都用枪口指一下。但越是分散，越是给他们制造了逐个击破的机会。

第十五天，一列从九龙开往港岛的日军运输卡车，在弥敦道上遭到敢死队的火箭筒袭击。前车被炸翻堵住了路面，后车来不及倒车就被几颗手榴弹命中，中间的卡车夹在中间进退不得，司机刚拉开车门想跑，就被一阵扫射打倒在车门边。整列车队瘫痪了半小时，等日军后续部队赶到时，敢死队已经撤得干干净净，连弹壳都捡走了不少。剩下几辆翻倒的卡车还冒着黑烟，在午后的街道上烧了整整一个下午。

小主，

陈学文负责情报和补给。他弄来了一批新的冲锋枪和手枪，子弹更是整箱整箱地送到指定地点；他还能摸清日军巡逻队的换岗时间，有时甚至连日军据点里还剩多少人都能报出个大概。李祖没有追问消息来源，他只需要知道在哪打、什么时候打，剩下的就是盯着地图，把那些红圈一个一个地擦掉、再画上新的，每次擦掉一个标记，就在旁边写一个简短的标注——时间、地点、战果，然后在红圈上打一个叉。那些被打上叉的地方，有的已经变成了废墟，有的还留着一堆烧焦的帐篷和运不走的物资，有的被日军自行放弃了，哨卡里面空了，沙袋还在，机枪已经搬走了。

城中流传起了关于“三太子”的传说。有人说，三太子是打不死的，子弹从他身边飞过去都会自己转弯；有人说他骑着一匹红马，手里提着一柄关刀，跟他在九龙码头那一战中一模一样；还有人说李祖根本不是人，是哪吒转世，是来闹香港的。说书人开始在茶楼里讲他的故事，讲他打过汉奸洪，在九龙码头扔炸弹杀日本将军，在白螺矶机场……这些故事传着传着就变了形。没人知道哪一桩是真、哪一桩是假，人们只是需要一个信得过的东西来支撑自己熬过这段日子，有人能替他们出一口气，他们就愿意编更多故事来护着他。

后来，这些传说传到了敌占区深处，再后来，人们开始把那首诗安在了他头上：

诚为天上麒麟子，果是烟霞彩凤仙。

龙种自然非俗相，妙龄端不类尘凡。

身带六般神器械，飞腾变化广无边。

今受玉皇金口诏，敕封海会号三坛。

香港人管这个叫“三坛海会大神”，叫“哪吒”。

他们不知道李祖自己是不怎么在意这些传说的。他把那首诗当成茶余饭后的闲话听，左耳进右耳出。他只是每天天黑之前从办公室出来，看着那条空荡荡的街道等手下一个个回来，等人齐了，就对着地图开始画明天的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