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那虎头虎脑的“村长”却皱起了眉头：“可是，我爷爷腿脚慢，他过一次桥要歇好几口气，走得比谁都久！按你这么说，他是不是该出最多的钱？”

场面一下子僵住了，孩子们陷入了沉思，手指无意识地抠着地面的土块，阳光照在他们汗湿的额头上，反射出细小的光点。

林诗雨在窗后看得津津有味，这群孩子遇到的困境，和卷宗里那些大人争执的焦点几乎一模一样。

就在这时，一个一直没说话，扎着羊角辫的女孩，从自己的小布兜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作业本，摊在地上。

“你们都别吵了，看我的！”她指着本子上用铅笔画的歪歪扭扭的“正”字说：“这是我妈让我记的。我家三天，过了七趟桥，去镇上赶集两趟，去外婆家一趟，我哥去山上砍柴四趟。你们看，不该按人头，也不该按走得久不久，就该按次数算！谁家过桥的次数多，谁就多出钱！”

她的声音不大，却像一道闪电劈开闷雷，瞬间点亮了所有人的脸。

孩子们围上来，膝盖压着滚烫的地面，争先恐后地报自家的过桥次数，声音此起彼伏，像一群归巢的鸟。

林诗雨甚至能听见铅笔在纸上划动的“沙沙”声，和孩子们兴奋的喘息。

一场看似无解的纠纷，竟被一本孩子的流水账给轻松化解了。

林诗雨没有走出去干预，她只是悄悄举起手机，将那份稚嫩却逻辑清晰的口述账本拍了下来。

当天下午，她将照片匿名寄给了省里的司法改革试点办公室。

邮件正文只有一句话：“来自基层的立法智慧。”

三个月后，该县正式推出“民生纠纷儿童听证旁听制度”试点方案，文件末尾的附注里写着一行小字：“该制度部分灵感，参考了某村儿童在游戏中的议事逻辑。”

林诗雨在内部刊物上读到这则新闻时，只是端起茶杯，望着窗外笑了笑，轻声自语：“我们这些大人在会议室里绞尽脑汁，费尽心思地立法，却忘了，他们这些孩子，早就学会了怎么计算人心。”

几乎是遥相呼应，在千里之外的城市，当林诗雨寄出的照片正悄然改变一所学校的议事规则时，陈志远也在文史馆的尘埃中，拾起了一段被遗忘的呼喊。

那是一封已经发黄变脆、却没有贴邮票，也从未寄出的信。

信封上用钢笔写着收件人：“青阳市教育局”，寄信人则是“青阳一中高三（三）班全体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