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年经历

爱新觉罗·奕?，生于道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33年1月11日）丑时，是清朝道光帝的第六子。他的出生不仅为皇室增添了一位新成员，也为未来的中国历史埋下了重要的伏笔。奕?的母亲静贵妃博尔济吉特氏在宫中地位显赫，尤其是在孝全成皇后钮祜禄氏去世后，她承担起了抚养皇四子奕詝的责任。这种特殊的成长环境使得奕?与奕詝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们虽为异母兄弟，却形同手足。

自幼年起，奕?便受到了极为严格且全面的教育。六岁时，他便进入乾清宫上书房开始接受正式的学习。这里的教育内容涵盖了满、蒙、汉三种语言文字，还包括了儒家经典、诗文创作以及武功骑射等多方面的知识。这样的教育体系旨在培养出既通晓传统学问又能适应统治需要的未来领导者。在这个过程中，奕?展现出了非凡的天资和勤奋好学的态度，很快就成为了老师眼中的佼佼者。

在众多名师之中，对奕?影响最大的无疑是翁心存。作为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宿儒，翁心存在学术上造诣深厚，并且以其严谨的教学态度赢得了广泛的尊敬。奕?跟随翁心存学习多年，不仅深入研读了《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着作，还通过诗词歌赋的学习锻炼了自己的文学修养。这段经历对于塑造奕?后来的思想观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遗憾的是，由于家庭原因，翁心存不得不暂时离开宫廷返回家乡照顾年迈的母亲。尽管如此，他对奕?的影响并未因此而减弱。

接替翁心存成为奕?老师的贾桢同样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他在道光六年曾以榜眼身份高中进士。在贾桢的指导下，奕?继续深化自己对于儒家思想的理解，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见解。除了传统的儒家学问之外，他还接触到了一些当时较为新颖的知识领域，这为他日后参与洋务运动奠定了基础。通过十几年如一日地刻苦钻研，奕?不仅精通了儒家学说的核心内容，更养成了敏锐的观察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二、兄弟构隙

道光帝在立储问题上曾经犹豫不决，特别是在皇四子奕詝和皇六子奕?之间。尽管奕詝是长子，但奕?的才华和能力明显更胜一筹，这使得道光帝对他的宠爱更加深厚。然而，在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道光帝最终决定由皇四子奕詝继位，并写下了遗诏。这一决定并非没有争议，因为奕詝无论是文才还是武功都不及奕?，这让许多人都感到意外。

为了平衡这种局面，道光帝于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安排奕?迎娶了热河都统瓜尔佳·桂良的女儿为嫡福晋。这一举动表面上看是对奕?的一种补偿，但实际上也反映了道光帝内心深处对于两个儿子之间的微妙平衡。奕詝的老师杜受田深知自己的学生在才能上远不及奕?，因此他教导奕詝要以仁孝之心来打动道光帝，从而争取到更多的支持。杜受田的策略确实奏效了，奕詝通过展示自己的孝顺赢得了父亲的好感，最终成功地被立为皇太子。

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道光帝下令为奕?的母亲静皇贵妃修建陵墓，并明确表示她必须葬于妃园寝内，不得更改。这实际上是一个信号，表明奕?已经失去了争夺皇位的机会。1850年（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病重的道光帝召集十位重臣，当众启封锦匣，宣布立奕詝为皇太子，并封奕?为亲王。不久后，道光帝去世，奕詝即位，成为咸丰帝。

咸丰帝的登基过程虽然看似顺利，但其中不乏权谋与取巧之处。聪明如奕?者，自然不会对此心服口服。从此，兄弟俩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微妙而紧张。他们表面上仍然维持着君臣之礼，但彼此间的猜疑和疏远却日益加深。

咸丰元年（1851年）四月，咸丰帝授予奕?十五善射大臣之职，次年（1852年）又将原庆郡王府赐给他作为府邸，并让他继续在内廷行走。同年八月，奕?还被任命管理正蓝旗觉罗学事务。这些任命显示了咸丰帝试图通过给予奕?一定的职位来缓和他的不满情绪，同时也确保他对朝廷保持忠诚。

到了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北伐军逼近天津，北京形势危急。在这种情况下，咸丰帝任命奕?为署领侍卫内大臣，负责京城的安全防御，并允许他佩戴先帝生前所赐的白虹刀，以此彰显其地位的重要性。同年十月，奕?正式进入军机处，打破了清朝皇子不得干预政务的传统。此后，他在一系列重要职务中表现出色，包括管理三库事务、担任宗人府右宗正等，逐渐成为朝中的核心人物之一。

然而，随着奕?权力的增强，兄弟之间的矛盾也开始浮出水面。1855年（咸丰五年），奕?的母亲康慈皇贵太妃病重。奕?请求咸丰帝尊封其母为皇太后，以示敬意。咸丰帝虽然迫于抚育之恩不得不答应，但在丧仪上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降低其规格，比如采用明朝而非本朝惯例，且不将康慈皇太后祔庙。这种做法明显是在强调嫡庶之别，令奕?深感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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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母亲去世后的悲痛时刻，奕?又被指责在办理丧事时疏忽大意，咸丰帝借此机会解除了他的军机大臣和宗人府宗令等职务，命令他回到上书房读书，仅保留了一些较低级别的职务。这一系列打击无疑加剧了两人之间的裂痕。直到1857年（咸丰七年）五月，奕?才得以复出，重新担任镶红旗蒙古都统等职，但这已无法挽回兄弟间彻底破裂的关系。

三、临危受命

在19世纪中叶，清朝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太平天国起义席卷了南方，严重动摇了清廷的统治基础；同时，英法联军从南向北推进，威胁到了京师的安全。在这样的背景下，年轻的恭亲王奕?展现了他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果敢的行动力。

咸丰八年（1858年），奕?单衔上奏反对派遣耆英前往天津议和，并提出了一系列强硬的对外政策建议。他认为，面对英法联军的侵略，不应一味示弱，而应积极防御，甚至主动出击。奕?还建议秘密调动地方武装力量攻击广州和香港，以牵制敌军。这一系列提议反映了奕?坚决主战的态度，也得到了朝廷主战派的支持。然而，咸丰帝的态度却摇摆不定，时而主张和平解决，时而又表现出强烈的主战情绪，这种矛盾的态度使得朝廷难以形成统一的决策。

尽管如此，奕?仍然被委以重任。同年五月，他被任命与惠亲王、惇郡王及军机大臣等处理擅自回京的耆英事宜。随后，奕?再次提交了一份反对签约的奏折，反对开放长江口岸诸埠的条款，并提出了具体的制敌方针。奕?的这些举动不仅显示了他的坚定立场，也为他在朝中的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久后，他还被任命为管理雍和宫事务的大臣，并补授阅兵大臣之职。

进入咸丰九年（1859年），奕?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先后被任命为内大臣和管宴大臣，显示出咸丰帝对他的信任和支持。然而，好景不长，咸丰十年（1860年）九月，英法联军在八里桥之战中击败清军，逼近北京。咸丰帝惊慌失措，决定逃往热河避难，临行前将主持中外谈判、办理和局的重任交给了奕?。

此时的奕?面临的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局面。一方面，清军在战场上的失败已经证明了军事抵抗的无力；另一方面，太平天国在南方的势力仍在不断扩大，内部的稳定问题同样迫在眉睫。在这种情况下，奕?不得不重新评估自己的立场，逐渐倾向于求和。他认识到，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原则下，只有暂时妥协才能为清朝争取到宝贵的时间来应对国内的危机。

经过艰苦的谈判，奕?最终按照咸丰帝的旨意接受了英法联军提出的苛刻条件，包括释放被俘的巴夏礼等人，并签订了《天津条约》的批准书以及中英、中法《北京条约》。此外，他还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进一步割让了大片领土。虽然这些条约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但奕?的努力确实暂时缓解了外部压力，为清朝赢得了喘息之机。

在这次议和过程中，奕?展现出了高超的外交手腕和政治智慧。他成功地笼络了一批重要官员，如瓜尔佳·文祥、桂良、宝鋆、胜保等，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集团。

四、兴办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