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进去再说。”陶向明迈出电梯。

办公室里，暖气烧得很足。钱伯钧关上门，从酒柜里取出一瓶茅台，倒了两杯。

陶向明接过酒杯一饮而尽，烈酒烧过喉咙，带来一阵短暂而灼热的暖意。他放下杯子，目光透过落地窗望着外面大雪纷飞的城市。

“伯钧，我问你一件事。”他的声音忽然变得很平静，“如果我们真的被立案了，你觉得谁能扛得住，谁扛不住？”

钱伯钧端着酒杯的手顿住了。他盯着陶向明的侧脸，试图从那张布满沟壑的老脸上读出些什么，但陶向明的表情像一块被风雨打磨了太久的岩石，什么都看不出来。

“孙立德肯定扛不住。”钱伯钧缓缓开口。

“他那个人，平时趾高气扬的，其实骨头软得很。zjw一吓唬，他什么都敢说。许家辉已经扛不住了，他主动投案就说明他把命都豁出去了。宋远志……”

“这个人不好说，表面看起来斯斯文文的，但骨子里是个狠人，可能会咬牙顶一阵子。”

“顶不住的。”陶向明转过身，目光直直地看着钱伯钧，“宋远志的老婆孩子都在国内，他自己还有心脏病。纪委只要拿他家里人一施压，他立马就会开口。现在的问题是，他们三个全开了口，我们两个还能站多久。”

钱伯钧沉默了。窗外的雪越下越大，整个城市都被笼罩在一片混沌的白色之中，连对面那栋写字楼的轮廓都看不清了。

“伯钧，你跟我多少年了？”陶向明忽然换了个话题，语气里带着一种罕见的感慨。

“二十三年了。”钱伯钧说，“从您当年在矿务局当副局长的时候我就跟着您。”

“二十三年。”陶向明重复了一遍这个数字，端起酒杯又喝了一口，“这二十三年，我从来没亏待过你。河岳煤炭行业最肥的几块肉，我都分给你了。现在我走到头了，有件事我要托付给你。”

钱伯钧的瞳孔微微收缩。陶向明说出“走到头”这三个字的语气，不是试探，不是假设，而是一种平静的确认，像是在说今天的天气不太好。

这种语气让钱伯钧心里的恐惧比任何噩耗都更真实、更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