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昌带领的部队和于明留个他们的部队，组成六十七军山东支队，支队长，贺昌，副支队长周建屏，政委，陈静，特勤连，连长，丁秋发，副队长，姜大明。

张振东任职民政科长，跟着其他几个人，一起在陈静亲手制作的党旗下宣誓。

贺昌和姜大明，丁秋发跟着一起研究山东的情况。

“我去侦查之前，团长就仔细给我交代了我们面临第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土匪问题，山东的土匪问题很复杂！”

民国时期，山东匪患十分猖獗。

全省百余县市，几乎无处无匪。股匪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甚至数千人。烧杀抢掠、绑票勒赎、打家劫舍、夺城屠村可谓无恶不作。

舆论惊呼:“山东已成匪世界!”

尤其是在1911-1930年间，山东土匪人数之多、分布之广、组织程度和武装水平之高，对社会的影响和危害之大，在当时以匪患著称的中国具有代表性。

经过周建屏的提醒，陈静也是有准备的。

“山东的土匪，有历史原因，要知道大名鼎鼎的水泊梁山，就在山东。沂蒙山区和周围的土匪也相当有名，当年轰动全国的临城劫车案，就发生在临城，几十个记者和外国人被劫持，北洋政府迫不得已妥协，虽然最后孙美瑶只当了两年旅长就被做了，可是幕后主事孙桂枝仍然逍遥法外！”

“还有沂南县的土匪赵麽麽，杀人不眨眼，做下震惊齐鲁的“鲁南八里巷惨案”。

沂蒙山漂亮的女土匪赵永龄在1923带领匪众一千多人包围了当地的东八里村。村民与匪徒展开殊死搏斗，最后村子被攻破，土匪杀入，近900人被杀害，1000余间房屋被烧毁，10多户被杀绝。

官兵围剿赵永龄成功，这女土匪虽然被抓了，民间传说好像还贿赂守卫逃跑了。

周建屏敲了敲桌子。

“扯远了，目前赵嬷嬷也好，孙美瑶也好，都是过去了，现在我们要面对土匪，不管是在胶东，在鲁中，还是在我们沂蒙山的，都是跟鬼子勾连的。刘桂堂，刘黑七的老家，就在沂蒙山的费县！据说因为我们在鲁南狠狠的打击了日军，刘桂堂怕日本人败了，派了人去武汉，要跟国军联络，要反正。”

“刘黑七杀人不眨眼，在山东无恶不作，鬼子一来就屁颠屁颠的投靠，还四处抓捕百姓给日军对付我们，这种累累罪行的汉奸死有余辜，反正，亏他说的出口！”

北洋政府和民国政府无能，战事连绵，政局不稳，吏治腐败，经济萧条，自然灾害频繁严重等诸多因素，加上官方剿匪组织在治理匪患的过程中逐渐匪化，不仅无法遏止或根治匪患，反而导致匪患更加严重，在这一背景下，民众自卫武装--民团和枪会开始再度兴起。

民众自卫武装一方面在防范、抵御土匪进攻、协助官府进剿土匪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环境的恶化，这些民众自卫武装受到土匪和官府军阀的双重夹击，为了自身的生存，也在相当程度上自觉不自觉地走向匪化。

由于民众自卫武装表面上的合法性和匪、民角色的互换性，使得他们很容易化身土匪。

这使得山东的土匪更加容易隐蔽和生存。

更严重的是，日本人对土匪的资助。

在七七事变之前，日本人就渴望像拿下东三省那样，以极其微小的代价，拿下山东。

几乎所有狂热的日本商社，都资助过山东的土匪。

每逢日军有重大的军事行动，山东土匪都会作乱。

青岛每年缉私拦截的大量军火，几乎都是日本人从东北弄来的兵工厂库存，流向山东土匪的。

韩复榘主政山东初期，最大的政绩就是剿匪。

五个师出动剿响马，抓到的一个不留。

可是山东土匪跟日本人勾勾搭搭，利用外交照会频繁抗议，情况就不是他可以应对的，搞的韩复榘剿匪的事情虎头蛇尾。

韩复榘恨透了张宗昌，张宗昌主政期间，日本人伊达顺之助在山东拜了张宗昌老娘做干儿子，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叫张宗援。

这家伙表面是日本浪人，其实是日本贵族，在日本商业界有一些影响力。

不仅庇护张宗昌战败后逃亡日本人。

还接受了张宗昌残部，一部分留在山东做土匪，一部分去东北充当伪满军。

七七事变后，关东军主使伪满军入关，其中编成热河支队(由靖安军第五教导队合编而成)及石兰部队(第三教导队)进入华北协作日军作战，另由第三混成旅长李寿山同张宗援，率领一部分伪满军，编成满洲国派遣军李支队，潜入山东东部，配合日军主力控制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