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适才京城有人送来密报一封，本官看了之后只觉忐忑不已，所以请各位过来一同相商。只是此事牵涉甚大，甚至会影响我大明国运，各位须得先发重誓，不可将今日议论之事传出此屋，否则莫怪本官不讲情面，必以叛国大罪惩之！”

何冠之没有急于公布消息内容，而是先对自己的三名师爷进行了严肃的警告，要求他们发誓不将今日所见所闻往外传播。何冠之的形容倒也不算夸张，这份谨慎也是应有之意。

三名师爷见东家如此慎重，心知事情不小，不过这个时候再打退堂鼓肯定已经晚了，当下都各自发了重誓，表示一定会保守秘密，绝不外传。何冠之这才掐头去尾，将大明极有可能在近期与海汉建交通商一事告知了他们。至于此事因何而起，朝廷为什么会突然要跟海汉建交，何冠之就没有再详细进行解释了。辽东的情况，对于这个国家中的绝大部分人来说都仍然闻所未闻的机密，何冠之可不想暴露太多秘密信息给下属。

这三名师爷分别姓李、王、董，李师爷听完之后率先开口问道：“大人，若我大明与海汉建交，开放通商，江南形势必有大变！不知道大人所担心之事，是不是杭州的织造买卖？”

织造业是杭州府的主要产业之一，明洪武二年，朝廷就在杭州城南的凤山门附近设立了杭州织造局，到永乐二年的时候，因为织造局办公地泛水潮湿，因此又在涌金门附近另建了新的织造局。这个衙门由提督织造太监主管，专门负责织造各种衣料及制帛诰敕彩缯之类，以供皇室及宫廷祭祀、颁赏之用。除此之外，织造局因为是太监掌管，所以还拥有密折特权，可向皇帝直接禀报钱粮、吏治、营务、缉盗、平乱、荐举、参劾、收成、粮价、士人活动等等，说其是半个特务机关也不为过。

而供应给京城皇室的高端产品其实仅仅只是本地织物产出的很小一部分，杭州府有数万人从事纺织及相关的上下游产业，而有一定权力的官员们也乐于在这个产业中进行投资，就连知府何冠之也不例外。

何冠之借助族人、学生、关系户等身份，在杭州府投资了三家织造行，专门从事丝绸、锦缎之类的高端织物生产，而如今的主要销售对象，便是从不知缺钱为何物的海汉人。

是的没错，虽然当初杭州前后两起大火案让何冠之的处境十分被动，甚至还被兵临城下的海汉军当面羞辱过，可以说是跟海汉人誓不两立的本地官员代表。但他最终还是作出了十分现实的选择，毕竟财帛动人心，他实在很难拒绝这种触手可及的好处。在看到杭州府通判王元通过设立两处商栈就赚得盆满钵满的状况之后，何冠之便也有样学样地搞起了走私生意。

何冠之当然也明白海汉人将自己控制的三家织造行列为制定采购对象，主要还是想跟自己这个地方父母官维持好关系，所以才会心甘情愿地掏钱。哪怕实际上从这几家织造行售出的货物并不完全是其自身所产，只是过了一道手加了一次价的转手生意，海汉人也不会因为多付出了两三成的钱而有所犹豫。海汉出高价买的不仅仅是这些织物，还有何冠之在贸易移民等方面所提供的种种方便。

1635年初的杭州码头火灾之后，海汉出兵杭州湾，并且逼迫浙江官府签订了一个停战协定，获得了浙江地方上认可的通商权。不过这个通商权并没有真正得到朝廷的认可，甚至也没有向地方官府纳税的举措，所以其实不过是地方官府承认的走私贸易罢了。但如今朝廷决定要与海汉建交，并且开放海汉商人在大明部分沿海州府的通商权，这个性质就有所不同了。

过去因为何冠之手握特权，只有他的织造行才拥有某些高档织物的出口权限，所以除了利益输送的成分之外，海汉人也的确是只能在他的织造行才能买到某些被允许出口的特殊织物。那么今后通商权开放，海汉人想买谁的货都行，到时候可就未必会把全部订单都交到这边来了。这李师爷便是当初经办此事的负责人，自然在第一时间就联想到了东家名下的这些织造买卖，可能会因为朝廷政令而受到影响。

何冠之道：“当下卖给海汉人的织物，只有约莫四成是自家织造行产的，另外六成都是从其他织造行低价收来高价卖出。今后朝廷放开了通商权，这路子怕是不好用了，海汉人精明无比，一旦发现其他货源也可自由发售，必然就会转而去其他地方订货了。”